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传承

文学艺术是文化的精华、文明的精粹，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文化思想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运动相结合的典范成果。毛泽东同志既是一位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文艺理论家，又是一位具备高超艺术创作水准的文学家，这决定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不能仅限于文艺理论或文艺政策方面的论述，还应通过其艺术创作感悟和领会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政治立场、道德风范以及审美意识。通过毛泽东的文艺创作实践活动，尤其是他的古典诗词创作，我们可以更好地感受和体悟毛泽东的美学思想和文艺观念，尤其是这些美学和文艺理论观念与中华传统美学思想之间的内在深层关联。

诗以言志：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传承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做了高度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1919年，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年轻的毛泽东同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同志始终都矢志不移、执着追求。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陈晋在《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指出，“传统的诸子散文、诗骚歌赋、词曲戏文以及小说杂记，和毛泽东相依相伴了一生。他十分注意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或借此抒发自己的情感意志。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政务繁杂，都没有中断他同千百年来的文坛巨子、诗人骚客那独特的心灵对话。他的言谈举止，他的政治思维，他的为人和情趣，都时常显出思情远举的文人气象，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创作，更展示出他那高古奇谲的诗人心态。这是他的潜力，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毛泽东读书时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歌赋，深受“诗言志”艺术观念的熏陶。青年毛泽东在学习笔记《讲堂录》里抄录了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还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出，“吾人立言”“要辅之以政事、时务”，立志要像古代先贤那样，“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哀，事关民生国民者必穷源溯本，论其所以然”。

“诗言志”是中国最早的关于诗歌的理解和表达，曾被朱自清誉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总体来说，“诗言志”主要体现的是儒家美学思想，其所言多为“王政之所由废兴”之事，其所发多为社稷兴亡之感，意在表达“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情怀。“诗言志”这一诗学观念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政治功能，所言之志乃是圣贤所应具备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凌云之志，充分表达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济世救民政治抱负和理想情怀。“志也，从心之声。”《礼记·乐记》中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毛诗大序》也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些论述主张“情志为一”，把言志与言情视为不可分离的整体，强调感物吟志、为情造文，在继承“诗言志”传统诗学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其审美理论内涵，被后人称为“情志说”。

通过毛泽东所创作的诗词歌赋，可以领略到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激情志向与情怀胸襟。青年毛泽东积极响应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文学主张，标举提倡新文学要“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展示出诗文创作上的才华，曾经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迈诗句。同学们曾经给毛泽东起了一个叫“毛奇”的绰号，含有“奇人、奇丈夫、奇男子”的意思。毛泽东自己似乎也颇为满意这个绰号，他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书奇，交友奇，创奇事，做个奇男子。”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表现出卓尔不凡、特立独行的“奇人”性格特征。毛泽东的“奇”并非“个人的奇”，而是“丈夫要为天下奇”。正是因为毛泽东拥有要做“天下奇”的大丈夫胸襟和情怀，才使得他不仅能够超拔于庸常凡俗的“奇”，更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奇”。

文以载道：中国古代文论道统的文脉赓续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学习笔记《讲堂录》中写道：“国学者，道统与文也。”从中可见，他对“文以载道”作为中国文化之“道统”“正典”的理解和把握。正如陈晋所概括的那样：“‘道统’与‘文’，被青年毛泽东视为国学精髓。这里有文以载道的背景，更有洒脱不羁的风采。毛泽东一往情深地沐浴着人杰地灵的湘楚文化氛围，直陈与它的精神勾连。其诗文气质，承袭屈原、孔融、韩愈之流；作文骎骎入古，亲近桐城一派。由是奠定了他一生情理内蕴、光华外吐的写作风格。”

　　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史上，文与道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文艺理论家所重点关注和讨论的核心问题，历代学者先后提出“文以原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理论观念，最后形成可以称之为文艺“道统”的“文以载道”艺术观念。“文载道”与“诗言志”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文艺观念，如果说“诗言志”侧重于从抒发主体情志的角度看待和理解艺术的话，那么，“文载道”则更为注重从彰显世界运行大道规律的角度看待和理解艺术，将文艺视为世间义理大道的表征和显现。魏晋南北朝刘勰较早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并论述辨析了“文与道”的关系。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刘勰论述了“自然之道”与“圣贤之道”的关系，将山川日月视为自然之道，将经典圣训作为圣贤之道，更为重视“文”与“圣贤之道”的内在关联。

　　在古典诗文方面，毛泽东有深厚的功底和造诣。青年时代，他在老师指导下，以韩愈、柳宗元的诗文为典范，服膺“唐代古文运动”，推崇“文以载道”的文艺理念，这使得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谈道：“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力倡“文以载道说”，主张诗文创作以大道言说为旨归，被历代贤哲奉为文章之“道统”。“唐代古文运动”绝非简单的复古，而是为了改变六朝以来骈体文章为情而文的靡丽之气和形式主义之风，标举“文以载道”理论主张。这一文艺观念无疑也深刻地融入青年毛泽东的理念之中，构成其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

“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诗词所载之道是革命之道，是政治之道，是改变中国命运之道，这就决定了毛泽东诗词主要是政治史诗和革命史诗。正是这些伟大的诗篇，展示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成为一部雄浑壮丽的革命史诗。他的诗词创作时间跨度大、历史事件多，有文载大道的激扬文字，有抒怀言志的壮志豪情，也有离愁别恨的伤情忧患。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依然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其中，公开出版的有50余首。毛泽东诗词赢得了文化界名人的高度赞誉：“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这是当时词坛领袖柳亚子的点评；“气魄雄健奇伟，辞句深切精妙”——这是词学大师夏承焘的评价；“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这是国学大师高亨的赞赏。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毛泽东的诗词胸怀寰宇、俯瞰天下、纵横捭阖，自有其超越古人的独领风骚之魅力。

慨当以慷：中华刚健美学精神的光大激扬

　　青年毛泽东从古典美学中汲取了阳刚雄浑的中华美学精神，崇尚慷慨激昂的崇高美学风格。毛泽东在赞誉柳亚子诗词时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思如感发兴起。”这种赞誉自然也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诗词境界，表现出他对刚健慷慨诗风的推崇。通观毛泽东的壮丽诗篇，其字里行间张扬着楚辞离骚的驰骋想象、恣意纵横、瑰丽华彩；贯通着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遗世独立的天地境界；内蕴着《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之力量；充盈着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浩然之气势；展示着“建安风骨”的慷慨悲壮、高古雄风；回荡着李白、杜甫的雄奇浪漫与沉郁苍凉；更有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

　　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始终存在着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的不同美学风格，由此形成诗词流派风格上的“婉约派”与“豪放派”。清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提出“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的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风格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

　　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重山峻崖，如决大川，如本骐骥；其光也，如杳日，如火，如金镠铁；其如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之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谬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

　　中华传统阳刚美学精神历史传承久远，《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确立了阳刚美学的中华传统易学文化的哲学基础。此后，司空图在《诗品》中提出“雄浑”“劲健”的美学范畴，一直到姚鼐提出的“阳刚之美”，无不彰显出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崇高豪放的美学精神。

　　青年毛泽东继承了“阳刚之美”的中华优秀传统美学精神，在诗词中抒发自己的志气、志向、志趣，表达出雄浑豪迈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伟大的艺术家必须“趋至高尚之鹄的”。他在读书批语中写道：“著书之时，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大真诚而非虚伪。”因此，只有深入诗人的内在精神宇宙，才能透过诗词歌赋，窥见伟大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领略伟大诗人的人格魅力和领袖风采。由此，毛泽东的诗词印证了中国古代崇高豪迈的“胸襟论”诗学精神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赞颂青年毛泽东的伟大情怀与志向，他说：“青年时代，毛泽东同志就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壮志豪情，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为了找到中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从此一生追寻，矢志不移。”遥想当年，青年毛泽东走出韶山冲，足迹跨越北国与江南，心中自有万里江山。在湘江河畔，他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在北大红楼，他经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黄浦江畔，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毛泽东诗词以其独有的魅力被人们吟咏传诵，以往也有诸多鉴赏文章给予高度评价，但鉴赏评论毛泽东诗词不应仅限于遣词造句、章法格律以及情景营造等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技巧层面，而应该真正深入到诗人的内在精神宇宙之中，这是更好地品读像毛泽东这样一代伟人的文艺作品之关键所在。青年毛泽东非常喜欢阅读古今中外的名人传记，被英雄豪杰、帝王圣贤改造国家社会的丰功伟业所深深地吸引。他曾回忆说：“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毛泽东也大量阅读国外名人传记，当时他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本《世界英杰传》，书中有孟德斯鸠、卢梭、彼得大帝、华盛顿、拿破仑、威灵顿、林肯等名人传记。他特别钦佩带领美国人民赢得独立战争胜利的华盛顿，并感叹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正是这些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深刻影响了青年毛泽东，使他立志要做一个对国家、社会和人民有卓越贡献的伟大杰出人物。他的诗歌自然也就成为这种伟大胸襟抱负的抒发、展示和表达。

　　通观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其总体美学追求以豪迈放达为风格特色，体现了雄浑豪放的崇高美学特征。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养成了胸怀天下的济世情怀。在他的诗词中，万里江山尽收眼底：“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也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辽阔胸襟和伟大情怀，青年的诗人敢于“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敢于“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果仅从吟诗作赋的角度看，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学生和文人都受到了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诗词歌赋是基本功，但绝大多数人的创作都难以摆脱风流雅集、感物伤怀、离愁别绪、思古幽情等一般文人意义上的意境格局，少有格局宏大、格调高远、境界辽阔的传世之作问世。如果说《沁园春·长沙》是青年毛泽东诗词中的上佳作品，彰显了毛泽东的胸襟抱负和天下情怀，成为脍炙人口的诗篇；那么，《沁园春·雪》则代表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最高峰，这首诗“向世人一展毛泽东的盖世豪情和博大诗怀，使他的作品成为当代诗家们体会豪放诗风的范例”。可以想见，当年的毛泽东已经立下了改变中国的雄心壮志，胸中有万里丘壑，眼里有无垠海洋，有这样胸襟抱负的人，才能创造出如此境界崇高的豪放诗篇。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美学精神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意蕴绵远、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毛泽东古典诗词创作充分地表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文脉传承与创造转化，成为红色革命文艺精神与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完美结合的经典艺术范例。他继承并弘扬了“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慷慨以诗”等古典文论传统，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转化为具有时代精神的革命话语，其古典诗词创作不仅承载了个人的豪迈情怀与远大志向，更成为民族意识与历史精神的诗意表达，体现了“文以载道”的历史担当与“诗以言志”的文化情怀。学习领会毛泽东古典诗词艺术创作经典范例，对于我们深刻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创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学艺术精品，具有典范性启示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艺术理论与实践研究”（23&ZD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