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实学底色

中国自古以来以“立德、立言、立功”为终极旨归，这“三不朽”既根植于修齐治平的政治伦理，亦体现为可检验、可践履的“大人之学”。中华文明能在多次危厄与板荡中转危为安、因变致新，并在当下呈现蓬勃生机，关键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尤以“实学”精神为枢纽。其核心气质在于务实笃行与知行合一，由此涵养出沉稳踏实、坚忍不拔、踔厉奋发、虚怀若谷的民族性格。充分把握这一传统文化的内在理路，方能稳固文化主体性与历史自信，从而以审慎而乐观之姿态回应“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开启的结构性转折，把握长程趋势，行稳致远。

《太史公自序》竹简。图/三联书店公众号

实干兴邦 空言误国

自殷周之际“人文”转向以来，中国思想重心即由“怪力乱神”移向经世致用，遂奠定求真务实的精神底色。正如梁漱溟所论，这在世界思想史中可谓“早熟”：较诸轴心时代其他文明，更早以“文”而非“神”来照亮人的精神生活。由是以降，历史上不乏埋头苦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者，此辈构成文明的脊梁。上溯三皇五帝，亦皆实干之士：稼穑渔猎、治水取火、医药舟车、衣冠音律、历法礼乐，莫不以开物成务为旨。至若范仲淹、王安石、辛弃疾、王阳明、曾国藩等，虽以“读书人”名世，然其功业皆根于经世之学与身体力行。

在中国价值谱系中，博施济众、立人达人、足食足兵、富民强国、平章百姓、协和万邦、道济天下等公共性目标，相较于适性逍遥、著作等身、安乐富贵、独善其身等个体化追求，更被赋予可传之“名”与可继之“业”。宏观而论，凡尚笃实、重躬行的时代，多能形塑制度与知识的正向循环。反之，竞尚清谈、流连玄辩的风气，往往使政治理性让位于话语虚饰，终致“阔于事情”，而“无所用之”。盖玄谈起而民风薄，高蹈趋而心智迷。有“文明”（文教之饰）而乏“武明”（秩序之维），则国家安危可知。华夏固以尊文崇道自许，然历来鄙薄章句之学的自足化倾向，批评记诵之“博”若无经世之“用”，易流于玩物丧志。其所以然，正在古人深知“文”之功在“化”，而“化成天下”乃“人文”之终极旨趣。

纵然胸有万卷经史，腹存千篇锦绣文章，若无应世之能和治世之才，终难脱“文魔书呆”（李塨）之讥。书生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平日枵腹游谈、临危仅以殉节自许，虽可感而不足法。言乖行悖，常致鱼烂河决、宗社丘墟、生灵涂炭，其祸多肇于空言。明清以来，国人痛感空谈误国，故而实学之风大炽，天文、地理、几何、机械之学逐渐由“奇技”上升为“国计”。郡国利病、海国图志、万国群考等文本类型拓宽了传统的天下观念，重新唤醒了中华文化深处的求实基因，正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言，“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自古亦知仓庾财赋、兵备钱粮、水利交通等“实务”，为安邦治道的根本。今而观之，国家发展之成效，仍系于“以实为本”的长程逻辑；惟有以史为鉴、以行为轴，方能在结构性变局中保持定力与进取并举的治理理性。

即事求道 知行合一

先贤并不否认“言”的功用，深知“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周易·系辞传》）。辩论不是口舌之争，而是别嫌疑、明是非、进智性，“修辞立其诚”正示言辞与德业互为表里，言所以导德入行、使志有依。传统亦有“一言兴邦”之信念，可见言辞足以关乎存亡继绝。但言之为用终须落在行之成效，故其终极归宿仍在行：言行相副、知行合一，始为君子。就价值排序言，行高于言且重于知，故夫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就实现难度而言，知与行亦不同，《尚书·说命中》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吕坤言“能行方算得知，徒知难算得行”，王夫之亦云“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皆认为坐而论道终不及立而起行。言行必相顾，方能始于知而成于行，博学、审问、慎思和明辨最后都要落实到“笃行”上，否则知识即不及其用。

人们所知所行的对象都是“事”，它是“实”的具象化，故而在汉语中“事”“实”常互文见义。在传统的思想体系中，物、心、学乃至“道”最终都必须落实于“事”，方能检验与生成。从“物犹事也”的初级界定到“即事是道”的贯通命题，皆在警惕“离事而言理”的偏失。王夫之所谓“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正见反空疏、重实证的纲维：理须从事中来，不可以抽象之“理”先验拘限活泼之“事”。宋明诸儒常被讥为“崇性命而薄事功”，但他们亦最早明确提出须在事上磨炼而后能立，在事上理会而后得实体与良知。因此，宋明“实学”已具胚胎，惟其完备程度与技术脉络尚待完善；然其立言之旨，已为后世经世之学奠基指径。

端坐冥思、遁世苦修、寻行数墨，皆非求道正途，此非全盘否定静观之功，而在提示静观须以行事为归。读书在明理，不在卖弄所学。皓首穷经、李白所讥“白发死章句”之流，琐屑饾饤、割裂大道，非所取也。古人所尚为“事功”，以为“功业著于百姓”（《史记·殷本纪》）方可称盛德；功之为“德”者，正在其泽被群生、可验于世。孔子推崇管仲，盖许其功也。司马迁特设《货殖列传》，虽为后儒讥其“是非颇缪于圣人”，然其实在之旨恰为中国“实学”精神之承续。中国人自古受“临事而惧”之教，时时唯恐事之不成，故而处处戒慎敬畏、庄重从事。做人做事皆以“实”为先：“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此“即事求道”的方法论与“知行合一”的实践论相表里而不相离，共同构成华夏之内在底蕴，并使学问之道不滞于言、不散于思，而常新于行。

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国思想自古以来以“明体达用”为文教根基，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华文明的特质就是狭义的功利主义或经验主义。相反，其价值所指乃在以“道”为终极旨归——追求完美、恒常与普遍之理。形上之思从未缺席，超越性的关怀亦未尝间断。所强调者，不过是清明在躬：以自我实践使理想免于玄虚，以德性修养抗拒逐利之流弊。朱熹所谓“专下学者不知上达而滞于形器，必上达者不务下学而溺于空虚”，即提示下学必上达，上达必依下学，揭示了形上与形下之双向通达与互为凭依之理路。中国思想不主张割裂“道”与“器”、对峙“事”与“理”、二分“心”与“物”，而更倾向道器并举、事理贯通、齐万物以为一，追求物物而不物于物，求能使物而不为物所使，却也丝毫不轻贱器、物、事。同理，“内圣”与“外王”不可断为两阙，内圣为本体之成，全在人格与德性的自我完善，是外王的基础；外王为功业之用，指向秩序与天下之治，是一切知识和修养的目标。此亦可视为“实学”精神的最高形态——以终极关怀为导向，以经世致用为归宿。

没有坚实的基础则无法搭建高楼，缺少整体认知和终极思考亦难见宏大气象，中华文明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下显得既沉稳又灵动，既理性又浪漫，既满怀高远的理想又严谨清醒。这并非矛盾修饰法，而是丰富多面的奇妙统一体，它被古人绝佳地表现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言“理”，“道中庸”指“行”；“致广大”能“全”，“尽精微”则“实”。无“高明”之理，则无以奠基立极、因机制变。而若仅以狭隘之“中”为安，则流于迂拙。故而“允执厥中”作为最高的实践原则才显得如此珍贵，甚至夫子有“中庸不可能也”之叹。换言之，“理”乃“实事求是”之“是”——“实事”是对象域，“是”乃规范与恒道；惟当穷天道之精微、通万理之包摄，方能择于中、合乎时、立乎业。于是所谓“理”，终不坠于空谈，而成为具有现实指向与操作性的“实理”。

“中”不仅是方位，也是刻度，更是连接两端的纽带。上下求索、内外兼修、古今融通，都以“中”为坐标，甚至“中”本身就是“核心”。“中”即“本”，“本”即“实”，故需“立本建极”。当其广大悉备、执两用中、兼综融贯，则中心辐射、条理有序，整体得其稳定之枢机。于是，“中”遂成为思想的定位、文化的风骨与文明的象征，也赋予“中国”这一名称以深层的文化意涵——强调整体性的均衡、有节制的进取与可持续的秩序生产。以终极之理想为天则，以中道之实践为经纬；惟精惟一，惟谨惟实，斯可以守定于变局，开新于当下。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社科中心教授，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